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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報記者 王延斌 通訊員 陳鑫 策劃 趙英淑 滕繼濮 林莉君

古籍是對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它蘊藏著國人的精神密碼，成為文明傳承的載體。對待古籍，保護與修復同樣重要。修復是一場修行；只有懂古籍、愛古籍，才能修復好古籍。古籍修復是一項神奇而偉大的職業。

修補古籍要像繡花一樣精細，修復師必須“坐得住冷板凳”。濟南日報記者 崔健 攝

無影臺燈下，一張泛黃，甚至看上去有些“千瘡百孔”的紙張擺放中間，一張紙、一支毛筆、一碗漿糊置于兩側，修復師將毛筆沾上漿糊，在泛黃的紙張破洞處涂刷，一個、兩個、三個……

“補書”之后，緊接著是折頁、噴水、剪頁、壓平……一個流程，十幾道工序，需要耗費幾個月甚至幾年時間。對修復師而言，面對著眼前這本數百歲“高齡”的古籍，必需膽大心細、耐住性子，“手術”容不得半點差錯。

上述情景，在山東省圖書館副館長、山東省古籍保護中心主任李勇慧38年的職業生涯中一再出現。她向科技日報記者強調，對待古籍，保護與修復同樣重要；修復是一場修行；只有懂古籍、愛古籍，才能修復好古籍……

古籍是對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它蘊藏著國人的精神密碼，成為文明傳承的載體。古籍修復是一項神奇而偉大的職業。它的神奇，在于“挽救”文物，賦予殘損不堪的珍貴文獻“第二次生命”；它的偉大，在于連綿千年的技藝傳承，不曾丟失對分寸、火候等的把控，用時間、手藝、技術對抗古籍的自然衰老和歲月摧殘。

如今，古籍修復正趕上最好的時代。

最近，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要求“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

新政策的出臺顯然有的放矢。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盡管中央對古籍保護非常重視，政策措施不斷出臺，由此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但現階段面臨的挑戰還有不少：

比如，搶救古籍文物，人為保護速度還是趕不上其自然衰老速度；年輕人才匱乏，甚至要面對“10人保護百萬卷館藏檔案”的窘境……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政策紅利和各方努力才能化解。

自主研發！用現代科技保護館藏古籍實現新突破

山東邁越文保科技有限公司隱身于濟南西站附近的一棟高樓里。20多人的團隊，絕大部分人卻常年不在公司辦公。山東邁越文保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控制學部先進紙張脫酸保護技術團隊負責人侯萌說，他們被派往北京、上海、廣東等多個省市區，在當地或博物館、或圖書館、或檔案館里脫酸修復檔案、報刊、古籍，或者安裝調試銷售到用戶的脫酸修復設備。確切地說，他和同事們的工作重點是為古籍“脫酸”。

酸，被認為是紙張的“第一殺手”，也是紙質類文獻古籍保護的世界性難題。纖維素是紙張的主要成分，亦是其強度的主要來源。在酸性條件下，纖維素容易發生水解，促使紙張老化。木材、竹子、稻草等造紙原料，有的本身具有酸性物質，有的通過長期氧化、水解產生酸性物質，同時，環境污染加速了紙張酸化。

侯萌告訴記者：“紙張pH值在6.2以下時酸化水解發展較快。目前存世的大部分近現代文獻的紙張，已經由淺黃轉為暗黃，有些甚至變為褐色，脆化碎化，每翻閱一次就會掉落大量紙屑。”

化解“酸化”，需要技術介入。

目前，全球應用最廣泛的脫酸技術來自美國，此外，德國、西班牙、加拿大技術也占一定份額。不過，它們的共性是昂貴——曾經，“脫酸”設備單臺售價高達600萬美金，主要耗材脫酸液的售價達到每公斤2000元。正因為此，國內幾十家企事業單位相繼投入國產脫酸技術的研發。

脫酸技術國產化之路并不好走。因為我國文保事業起步較晚，相關科研跟進更晚，突破不易。好在中國科研人敢于挑戰，在研制“中國方案”的道路上穩扎穩打，步步為營。

侯萌愛書，喜歡“打卡”各地博物館，屬于李勇慧心目中“只有懂古籍、愛古籍，才能修復好古籍”的那類人。侯萌坦言：“我們團隊都是理工男，擅長技術攻關和設備研制，而文保事業亟須的先進技術攻關，恰巧在我們這里變得容易。”

中國古籍，卷帙浩瀚。根據全國古籍普查顯示，僅漢文古籍就有3000萬冊左右。而國內屈指可數的文保科技企業遠遠無法滿足這種旺盛的需求。

這時候，就需要更多力量站出來，推動文保企業做大做強，提高覆蓋面。

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科研管理部副部長朱亮向記者表示：“我們學校重視成果轉化工作，在政策上給予科研團隊充分激勵與全方位保障。”這種保障也讓侯萌擁有了雙重身份。

“在我們眼里，文物保護非但不是冷門行業，還被‘視若珍寶’。”說這話的是山科控股集團山科創新副總經理俞亢亢。作為以科技成果轉化為主業的國有企業，山科控股致力于在各行各業中挖掘能夠推動技術革新和產業發展的核心技術，并將之產業化。如今，文保產業成為了他們的新戰場。記者了解到，在山科控股的支持下，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脫酸技術團隊的科研成果成功實現了產業化，并已累計脫酸搶救了60多萬張歷史文獻。

不過，對古籍保護行業來說，脫酸絕不是其面臨的唯一挑戰。

喜中有憂！人為保護速度趕不上自然損毀速度

身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座省級綜合性博物館——山東博物館的“重量級”館藏不少，比如戰國時期的魯國大玉璧，《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清代鄭燮的雙松圖軸等都是其“鎮館之寶”。

不過，對該館文物保護部主任馬瑞文來說，他需要考慮的是館藏文物尤其是紙質等脆弱文物的保護問題。

人們常說“紙壽千年”，但只有從業者才明白，書籍也會衰老，也會生病。馬瑞文告訴記者：“目前，山東博物館藏紙質文物大約4萬件（套），它們質地脆弱，受環境、蟲害、微生物等影響嚴重，保護、保存難度大，其中50%以上存在不同程度病害，20%病害嚴重，亟須保護修復。”

李勇慧一直倡導“保護與修復并重”的理念。這其中的保護，就是創造有利于古籍保護的環境。她深知，不恰當的溫度和濕度、光照輻射、空氣污染、微生物和蟲害等，都會對古籍造成傷害。古人有法，早就摸索出了一套經驗。比如明清皇家檔案館皇史宬，通過厚墻體、無梁殿等設計，盡可能營造出恒溫、恒濕、少光照的環境。

對于古籍來說，保護是一方面，修復是另一方面。

今年1月7日，國家圖書館為館藏珍貴古籍——清宮“天祿琳瑯”修復工程的圓滿完成舉辦了新聞發布會。該項目首席專家、國圖古籍館資深修復師朱振彬頗有感慨：“‘天祿琳瑯’剛開始修復的時候，有同行問我，您看什么時候能修好？我回答，等它修好了，我可能也要退休了。8年多過去了，‘天祿琳瑯’修復項目終于宣布結項，我也即將滿60歲了。”

如同本文開頭所展示的畫面，一本古籍的修復，從狀況調查、版本鑒定、分析檢測了解其年代、裝幀形式、破損情況和紙張類別，到繪制病害圖，制定修復方案，選配紙張、染紙、打漿糊、拆頁、補綴、裝訂……每一步都不可或缺，每一步都需謹慎為之。

李勇慧提到一個例子：為修補一本古籍，他們往往需要先召開專家論證會，該不該修，如何去修，事無巨細；之后，還做了一個試修本，修復師按部就班地推進，算是“先打個樣”……

這一流程下來，少則幾個月，多則數年，而“搶救為主，治病為輔，最小干預，過程可逆”，成為核心的修復原則。不過，李勇慧強調：“明代《裝潢志》里講的‘不遇良工，寧存故物’，至今我們仍在遵循。如果沒有相應技術或手藝，寧可不動，避免破壞性修復。”

上述種種，概述了一本古籍的修復要點。而在全國層面上，國內2800多家圖書館收藏的超過5000萬冊的古籍，其中1/3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損。一個公認的數據是：按現有的數百名古籍修復人員數量，大概需要1000年才能把館藏古籍全部修復好。

緊迫的現實是，有些“生了病”的古籍是否有時間等待？

現實緊迫！10人保護百萬卷館藏檔案

馬瑞文所在的文物保護部現擁有21名專業技術人員，以青年為主。這些人教育背景多樣，涉及化學、美術學、文物保護學和考古學等多個學科，他們是“泛黃紙張”的守望者，是“與時間賽跑的人”。

不過，馬瑞文還是常常感嘆：人才不夠。

十多年前，全國圖書館系統擁有的修復師不足100名，學歷以高中、大專為主，年齡多在40歲以上。如今，通過在職培訓、師徒傳承、高校教學“三駕馬車”，修復師數量已增至約1000人，半數擁有本科、碩士或博士學位，年輕人已成為主力。

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山東的古籍保護也面臨專業人才不足的瓶頸。

“目前，修復界的現狀是待修復古籍數量太多，而人才極為匱乏。”李勇慧坦言，以山東省圖書館為例，現有古籍75萬冊，30萬冊古籍需裝訂，40萬冊需修復，15萬冊（包括2萬冊館藏珍品）需重點修復，而古籍修復人員卻僅有8人。

培養一名修復師也并不容易。

比如文物講究“整舊如舊”，但在修補技術上是很復雜的，它不僅要求修復人員掌握精湛的修復技巧，而且還具備一些古籍書的版本知識，并對我國不同歷史階段的用紙和裝幀特色有一定的了解，心中有數。

明代周嘉胄對古籍修復師提出了“補天之手、貫虱之睛、靈慧虛和、心細如發”的要求。這就對修復師的入行門檻提出了高要求。此外，身處“冷門行業”，薪資待遇、事業前途也考驗著修復師的去留。

但不論如何，修復師數量從100人到1000人的事實表明，情況在慢慢改觀。

比如山東省圖書館，早在2008年便成立了古籍保護修復中心；之后，在原有設備基礎上又添購了價值150多萬元的修復設備；并聘請了擁有45年修復經驗的國家級古籍修復專家潘美娣，采用“師帶徒”這一傳統的授業模式，對館里年輕的古籍修復人員進行手把手的現場教學與指導……到了2009年12月，山東省古籍修復中心成為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之一。

在去年召開的全國古籍保護工作座談會也透露了不少好消息：

我國古籍修復專業人員從不足百人增至超過千人，從最高學歷為大專提升到半數以上為碩士研究生學歷；依托12家“國家級古籍修復中心”，以點帶面重點推進古籍修復工作，設立清宮“天祿琳瑯”、迪慶州圖書館館藏“納格拉洞藏經”、山西宋遼金元珍貴古籍、山東《文選》蝶變等一批國家珍貴古籍重點修復項目，古籍修復總量超過370萬頁；累計舉辦古籍保護各類培訓班500期，培訓學員超過2萬人次，覆蓋全國近2000余家古籍收藏單位；全國超過40所高等、中等專業院校培養古籍保護方向的專業人才……

一切事實都在表明，在古籍保護行業，人才短缺的難題正在慢慢得到解決。

亟待解決！文保行業需要“新鮮力量”，不能再等了

“現在開始重視古籍保護，提到很高的地位。”這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古籍修復人才、國家古籍保護中心培訓導師趙嘉福跨越60年的感受。60年來，他修復了大批國家一、二級古籍文獻，并參與了搶救“山西趙城藏經卷”、明代《西廂記》的修復。

在他心目中，這些變化包括：“進入這一行業的高學歷青年人越來越多。”“過去大學里沒有古籍修復這個專業，現在很多院校都開設了專業，不僅培養本科、碩士研究生，還有博士點。”

但人才培養并非一朝一夕。對年輕人來說，從事古籍修復行業要坐得下、穩得住、鉆得進，在冷板凳上能坐上十年，才能有效果。

好在，時代變了，風口來了，古籍修復行業正迎來由冷轉熱的機遇。

去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十四五”文物保護和科技創新規劃》。馬瑞文對此倍感振奮：“因為以前此類專項規劃一般由國家文物局發布，這是第一次升格為國務院辦公廳，充分說明了文物事業、文保科技事業在當前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

“文物保護水平的高低最終還是要落到科技這一層面，利用科技手段挖掘文物價值內涵，科學評價、研發工藝材料，科學繼承發展和摒棄改進傳統修復工藝、材料的優缺點；研發專門適用于文物保護的裝備和儀器等。”馬瑞文說。

國家重視，投入巨大，行業發展進入“快車道”。這不僅讓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積極參與進來，更讓諸如國企山科控股、民企邁越文保科技等看到了機遇，并投身其中。

這正是老一輩文保人想到卻做不到的。

馬瑞文還有一個愿望：“從規劃中，我們可以看出，文物保護不單單是文物部門的事，要想文保事業發展得好，需要打破學科，打破行業邊界，以融合促創新，以創新實現突破引領。所以，我們也希望科技、工信等部門，能夠多多關注我們這個行業，在課題立項、實驗室建設、文物保護關鍵技術攻關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也希望更多本地的科技和高端制造企業能夠參與進來，通過跨領域協同合作，走出一條符合山東文化遺產保護的特色之路，構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文化遺產保護事業。”

實現這一愿望，要依靠更多科研力量的進入。在這個時代，馬瑞文很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