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煥芳 柯晨亮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堅持全面依法治國，推進法治中國建設”作出戰略部署，強調“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出“加強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這為加強涉外法治工作指明了前進方向。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科創型企業加快拓展海外市場。海外市場的競爭不僅是產品與經營能力的競爭，同樣也是規則與法律水平的競爭。因此，加強科創型企業的涉外法治服務工作意義重大，成為國家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和高質量發展戰略的重要一環。

　　做好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意義重大

　　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關系到科創型企業的合規與品牌形象。科創型企業出海通常由數字技術賦能，僅滿足我國法律的監管要求，并不足以應對其出海所面對的法律風險。例如，時下大火的人工智能產品，既有橫空出世的DeepSeek，也有流行已久的文心一言、豆包等，這些產品出海參與全球競爭，首先要面臨的是合規問題。歐盟于2024年5月批準的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對人工智能的監管較為嚴格，若我國科創型企業貿然進入歐盟市場，將面臨很大的法律風險。又如，近年來各國加大了數據保護和隱私立法，數據跨境的國際監管更趨嚴格。涉外法治服務可以幫助科創型企業提前做好合規處理與風險預案，塑造科創型企業尊法、守法的品牌形象。

　　同時，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還關系到國際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在科創型企業出海過程中，若我國通過涉外法治工作先與目的國達成一定的協議與備忘錄，可間接性地為科創型企業出海降低一定的準入門檻與法律風險。通過國家間的協議與法律合作，有助于提高科創型企業進行跨國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度和便利性。例如，中國與東盟簽署的《中國—東盟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等法律文件，有助于我國與東盟在5G、人工智能、產業數字化轉型等方面展開合作。通過涉外法治工作完成國與國間的“牽線搭橋”，科創型企業也將擁有更大的海外市場與合作機會。

　　此外，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關系到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半導體芯片、人工智能、電動汽車等領域的科創型企業是科技創新和推動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當科創型企業在國際生產和運營中遭受非商業風險時，涉外法治服務可通過“法律”這一全球通行的話語工具，表達我國維護科創型企業合法權益的正當立場，防止科創型企業遭受不公正的打壓。

　　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需求多元化

　　當前，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需求呈多元化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滿足涉外知識產權保護的現實需求。不同國家間對知識產權的注冊、期限、保護程度等各不相同，因此科創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常常面臨復雜的跨國知識產權爭端。例如，在跨境電商領域，2024年有兩萬多個商標被判定無效，不僅給企業造成損失，也有損中國企業形象。又如，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問題，科創型企業在研發和經營過程中，需要為這些被使用的“標準必要專利”付費。而某些外國法院在訴訟中為全球專利許可費率劃定統一標準，侵犯了我國專利體系的自主權，也給科創型企業增加了嚴重的經濟負擔，甚至將損害我國某一科技領域的競爭力。因此，亟待重視涉外法治工作，以解決科創型企業在出海過程中所面臨的跨國知識產權問題。

　　二是滿足企業合規的現實需求。隨著涉外業務急速擴張以及國際市場監管環境的壓力增大，科創型企業面臨的另一重大問題便是合規問題。合規成為中國企業應對強監管環境、在國際市場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重要需求。由于科創型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具有一定的先進性、超前性，不同國家在科技法領域的監管理念和政策各不相同，科創型企業出海很可能面對“一國一策”的情形。這將給科創型企業帶來重大的合規困難，需要得到涉外法治服務的幫扶。

　　三是滿足涉外爭端解決的現實需求。當下科創型企業在面臨涉外爭端時，多數選擇他國的商事法庭、仲裁機構進行“客場作戰”。排除可能出現的本地偏袒現象，陌生的司法、仲裁程序和附加的高昂費用等，也會給企業造成一定的困擾。同時，由于當下我國的涉外法治人才相對不足，科創型企業往往選擇聘請他國的律師、法律顧問，這不但可能使企業承擔更高的成本，也可能導致科創型企業面臨信息安全的問題。科創型企業在面臨涉外爭端時的上述窘境，亟待涉外法治服務予以解決。

　　多措并舉完善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

　　強化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是個系統工程，需從以下幾個方面重點突破。

　　首先，要強化科創型企業涉外知識產權保護。在前端，應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企業涉外知識產權咨詢機制，幫助科創型企業實現知識產權的全球布局與有效保護。同時，應加強與他國的知識產權合作，推進各國知識產權保護標準的統一與保護措施的合作。在后端，應在科創型企業面對涉外知識產權爭端時提供一定的法律支援。如近年來常見的“標準必要專利”糾紛，我國法院、知識產權行政機構應通過與相關企業、司法機構溝通協商，或通過禁訴令與禁執令等司法工具，實現許可費用的合理化。同時，增加對涉外知識產權訴訟的受理范圍，即使科創型企業的知識產權爭端發生在海外，也可以在我國進行訴訟。

　　其次，應建立科創型企業的合規協助機制。對打算出海的科創型企業，國家層面應幫助企業建立合規審查機制，提供專業的法律解讀與合規服務，確保企業的行為不會違反他國法律的監管要求。若不合規行為已經發生，企業可通過向相關涉外法治服務部門求助，獲得相關的司法建議以應對域外訴訟。在相關案情重大且復雜的情況下，從國家的整體利益和國家安全角度出發，涉外法治服務部門可以主動作為，與科創型企業出現合規問題的國家進行多方協商以妥善處理合規問題，進而確保國家利益與企業利益免受打壓。

　　最后，加強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科創型企業的涉外法治服務需要的不僅僅是普通法律人才，更需要精通國別區域法、國際法的法律人才，還需要懂得科技的法律人才。因此，要明確當下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方向。同時，要加強校、企、律所三者間的培養合作，高校為涉外法治人才打下扎實的理論基礎，律所為其提供學習實踐機會，企業讓涉外法治人才學習科技知識，了解最前沿的實踐問題，三者結合方能全面提升涉外法治人才的綜合能力，激發其投身科創型企業涉外法治服務的信心。

　　（作者杜煥芳系中國人民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院長、教授，柯晨亮系中國人民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員）